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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岂之:大学精神与文化育人

2014年03月18日 17:32  点击:[]

张岂之
 (西北大学)

一、大学精神是以人为核心的文化精神
  2011424日,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10。周年校庆大会的讲话中,关于大学的任务,谈了四条,其中有一条是:我国高等学校全面提高教育质量,“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。高等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和文化创新的主要源泉。要积极发扬文化育人的作用……”这里将高等教育与文化育人联系起来,认为文化育人在高等教育中具有主要的地位。
  文化育人并非只对综合性大学而言,对我国所有的高校都是适用的。
 文化育人是我国教育优秀传统的继续和发展。我国古代教育己经在进行文化育人工作。 人是文化的存在——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这一点。他们提出“人禽之辨”、“文野之分” 的命题,也就是说,当人们接受教育,理解到人与禽兽的区别,懂得文明与野蛮的对立,这 才能提高人的文化自觉性,进入文明境界。古代教育家、思想家们总是将人的文化素养和文明水平作为人的基本要求。这就是说,对人的教育与文化传承发展,这二者相互联系,互相促进。在春秋时代,孔子办私学,又将文化与教育的相互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,他把以前的文献典籍(文化成果)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乐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进行系统整理和修订,编成教学用书,后世称之为“六经”,这些是文化传承的基本经典。
 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,在教育理念上提出实施素质教育,其中包含文化素质教育。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是作为大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切入口而提出的,至今己有17年,特别是在以工科为主的大学里取得了很大成效。胡锦涛同志提出“文化育人”理念,将此与文化传承创新联系起来,这说明他对大学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给予肯定和鼓励,希望将此提升到“文化育人”的高度继续深化实施。
  “文化育人”的核心是思想或称之为价值观,人的行为是由人的内在价值观支配的,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在进行“文化育人”的时候,将价值观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,以此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坚实基础。
  文化传承与创新密不可分。众所皆知,文化传承要靠教育的世代相传,不断努力,才能 生效,这是因为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无穷尽的。
  从以上的推论来看,可得出这样的论点:大学精神归根到底是以人为核心的文化精神,是在人才培养中所体现的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精神,也是人类优秀文化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会通精神。
二、利用高科技将大学课堂中的文化育人推向社会和世界
  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,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,我们需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,为文化育人工作服务,将大学课堂里的文化育人推向社会和世界,使更多人受益。
  在这方面,美国大学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。2001年,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率先揭开网络公开课程的序幕,以免费的方式将其教学资源传播到网络上。接着,哈佛、耶鲁,还有英国的剑桥、牛津等名校也加入进来。目前多所名校联合推出系统的网络课程。有些课程的影响很大,有一例:哈佛大学桑德尔(Michael J. Sanders (1953))讲授的《公正——该如何做是好?》,是国外公开视频课程中影响较大的一门课程。这门课程由12讲组成,由波士顿公共广播公司负责录制,从20099月开始播放,谁感兴趣谁就可以免费下载。桑德尔所讲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价值观。
  还要提到,哈佛大学设立的视频核心课程由7个门类组成,分别是:外国文化、历史、 文学、道德判断、数理判断、科学、社会分析。仅以“道德判断”为例,其中除桑德尔的《公正—该如何做是好?》外,还有13讲,如《民主与平等》、《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》、《儒家人文主义》、《有神论与道德观念》、《比较宗教理论》、《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》、《现代政治哲学史》等,听众很多。可以看出,西方的话语体系经过视频课程的传播,影响到全世界。
 在今年6月初由中宣部召开的一次理论研讨会议上,李长春同志在讲话中有一段他希望在发表时,用黑体字来印刷,以便引起读者的关注,这段话是:“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,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、中国道路,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、科学的、开放融通的新概念、新范畴、新表述,打造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,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。”
  我国教育部借鉴西方国家大学录制视频课程的若干经验,经过周密准备,于今年年初开 始落实开设视频课程的计划,以推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用自己的话语体系来阐述研究成果。根据教育部关于录制视频课程的评审条例,我们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由我牵头,提出了录制“中国传统文化”精品视频课程计划,由所里的几位教授(方光华、谢阳举、 张茂泽)承担主讲。这套课程录相于20124月份获准立项,直到10月才通过验收。原因 是教育部有关方面对视频录相、所讲内容有严格要求,而且在技术上也有硬性标准。对每一讲,我们往往反复修改几次,甚至达到十余次,深感录制视频课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,但 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,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关注视频课程,在讲授内容和录制技术上加以提高。
三、提高研究水平,促进更多人文学术成果走向世界
  去年(2011年)10月,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,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提出“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,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,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,弘扬中华文化,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”的宏伟目标。
  文化“走出去”就是将我国灿烂的文学艺术、思想文化、价值观等精神瑰宝向全世界传 播,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,并在与世界文化交流中促进文化创新和发展。在这方面,我国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200411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揭幕,短短几年世界上涌现了387所孔子学院和509个中小学孔子课堂,覆盖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。目前,我国已经和100多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议,以“文化年”、“国家年”、“交流年”为主题在全球展开多种形式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。在巴黎、柏林、东京等多个城市建立了“中国文化中心”。国家现在设立了中华学术成果翻译和对外出版基金项目。这些对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具有积极意义,应该得到更大的支持。
 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,需要有一批不仅精通外国语言,还精通中国文化的学者。这种将中文作品译成外文的工作,要求很高。除此,还有版权贸易、著作权方面的规范化、正常化等,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。不过,在大学工作的学人们如果把学术成果送出去看成是我们的责任,即或有困难,也是可以克服的。中华文化和学术走向世界,也会推动我们积极主动地了解外国文化,在相互交流中培养出更多“中西贯通”的学者。
  大学里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“文化育人”的同时,需要关注自己著作“走出去”的 问题,以便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些。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:由我主编的《中国传统文化》于 1994年出版后不久就被译成英文,主要是因为这本书简明扼要,有一定的理论性,也有相当的形象性,比较适合外国读者。还有《中国历史十五讲》一书己被列入外销书,正在翻译中,此书的简明性和专题性,适合外销。最近由我主编出版的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 读本》,我们也会设法将其译成英文,往海外推销。
  学者们关心中华文化走向世界,开始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,逐步积累经验,这个渠道 就会逐渐畅通起来。我们从课堂上进行文化育人,到视频教学,将成果送到国外去,这样我们的眼界会越来越开阔,使文化育人的根基越扎越深,这样,大学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就 会长久而不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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